“新文人”——什么文，什么人

祝勇要出三卷本的随笔选，让我作序。我本不是作序的合适人选，因为，一，我比他大二十几岁，俨然已有一代之隔，纵使我读过他一些文章，很难说我已跨过代间篱藩（或竟还有沟壑），成其知音之一；二，他的生活道路，平顺通达得令我辈艳羡，“反右”之类的事情对他来说，是生命肇始前的历史，就是“文革”，也往往仅有模糊的记忆罢了，改革开放的局面我认为是来之不易，于他而言却不过是坦然享之的日常生活，他从小学中学一路读到大学，古典文献是他们这一代大学生的必修之课，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是他们的学养常态，他们这一辈的知识结构、人生体验，与我相异处多多；三，祝勇不是单摆浮搁的一个，我发现他近几年很编了几套书，打出了“新文人”的旗号，竟是生猛鲜活的一伙，以我的能力，单论他一个已觉吃力，遑论把他当作一伙的代表阐释！

但我还是来作了这篇序。也许，恰恰是由于自认为不适合，为了努力达到适合的及格线，所以格外认真地观察、思考，竟真有所发现。

“新文人”，以祝勇为例，什么文？什么人？

文人的概念，严格而论，虽包含在知识分子这一大概念中，却不是一般的有知识，能作文，能写书的意思，也不能与作家的概念等同，比如我，算是作家吧，却并不能说已跻身于文人行列，因为文人除了能创作，是作家而外，还必须是受过正规的系统的高等教育的学者，通今博古，掌握外语，琴棋书画，样样来得，而且不能各方面都仅是“票友”，需得在至少一个方面，超越“业余爱好者”的水平，达到一定的专业境界。这样的文人，在“五·四运动”以降，曾大量出现，比如鲁迅、胡适、郭沫若、茅盾、郑振铎、丰子恺。我看出，祝勇，以及他的同代人中的同道者，是很自觉地，想成为新时代的新文人，他自称，他们已经出的书（往往是成套推出），已构成了“新文人现象”，我想他们的新，一是年龄轻，属新人范畴；二是他们以上的几辈，形成了一个断裂，比如我好不容易在六十年代初上了个师专，可是，因为要“反封、资、修”，先是压缩了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教学，取消了外语课，后来更撤销了《教育学》和《心理学》，就是“马列主义文献”课，也忌讳“青年马克思”，把人道主义排除在马克思学说之外，专讲无情的专政；到了我下面一茬，那就连我能学到的某些知识，也无缘在课堂上获取了；祝勇他们当然已不是这种封闭状态下的“知青”，而是国门大开，东西方文化大碰撞的时代里，新的教育格局下的受益者；三——这是最主要的，是他们虽然意在接续上“五·四”时期的文人传统，却也不是述旧一派，和时下的“新国粹”或“后国学”等派不同，他们精研中国古典却并不沉迷于“古色古香”；当然他们也不是崇洋一族，他们通洋文，能读乃至能译洋书，文章中既能拈来古典亦能糅入洋典，却大体上是立足于运用人类共享文明，中西合璧，融会贯通；他们守书斋而不遁世，直面市场而不随俗，关注社会进步民间疾苦却不主张金刚怒目横扫暴跳，心平气和陶冶性灵却绝不淡化良知消解正义，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难以做到什么，从而更执著精心地去做自己能够做到的善事美事；确确实实，他们的文章以及他们的生存方式，已然构成了一种现象，以“新文人现象”概括，恰如其分，而祝勇其文其人，也足可成为一个鲜明的例证。

在时下中国社会波诡云谲的转型期中，文化人因为个人生命体验不同，受教育状况不同，切入社会参与文化活动的角度不同，尤其是，在具体处境中的利益分割与人际关系不同，再加上性格因素的催化，其站位，也就是所选择的角色，以及对角色的理解认同程度，都会大不相同，形成了所谓文化多元的局面。这是一个自“五·四”以来难得一现的大好局面。“新文人”们，以及他们为文为人所构成的“新文人现象”，显然已成了多元格局中色泽亮丽的一景。祝愿他们这一元，祝愿祝勇本人，能有健康长足的发展。